【转载】民族英雄还是爱国贼：起底义和团

2017/09/05 19:08:51

义和团运动又称 “庚子事变”，是在晚清时期发生的一场由民间发起的运动，教科书上介绍说是中国传统势力在历史上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采取群众运动方式对外国势力发起反击。

那么真实的情况真是如此吗？在此，简单记录下聂作平发表的一篇文章。

这是一张珍藏于美国国家博物馆的黑白老照片：一条肮脏的小河几乎完全干涸，垃圾堆成了一道道从河心通往河岸的斜坡。一群人正从一个黑漆漆的门洞进入城内，沿着垃圾铺成的道路走上河岸。河岸边，一大群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在好奇地围观。

资料介绍说，这是庚子年，即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从广渠门外的下水道攻进北京城时发生的神奇一幕。数量远远超过联军的围观者，全都是大清子民，他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为了看得更清楚，乃至站到了岸边的垃圾堆上，那种兴奋与怡然，很难想象他们正面临敌军攻陷首都，政府即将崩溃的巨变。

其情其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桩著名的围观事件：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当英国军舰炮击广州城时，岸边的高地上，同样站满了指指点点的中国人。甚至，还有不少勇敢者驾着小船，围追英国军舰――以便向他们兜售蔬菜和水果。

中国人历来喜爱围观，鲁迅曾对这些麻木不仁的看客极为不满，他在其名作《药》里写道：“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鲁迅的愤怒，大抵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成分在内。

但对那些站在广渠门下观看联军攻陷首都的百姓来说，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洋人是来和朝廷打仗的，而朝廷是那些达官贵人的，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换言之，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对这个国家彻底丧失信心和信任之后，才会出现这种笑看敌军直捣首都的怪事。

然而，在庚子年那些自以为是的民族英雄眼里，却深信民心是他们可以倚仗、可以用来对抗列强的王牌。

就像一场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特大地震，其肇始却仅仅是一系列毫无知觉的小地震一样，庚子年的国变与人祸，其源头，也是一起很普通的偶然性群体事件。

那是庚子两年前的1898年10月。这一年，中国发生的最重大、最震撼的事件，无疑是由光绪支持，却遭到慈禧太后无情剿杀的短命的百日维新。就在一个月前，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血浅法场，刚刚颁行的诸多变法新政，统统予以废除。

不过，对山东冠县一带的农民来说，遥远的京师和他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变法与否更引发不了他们的关注。这年秋天，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接到传贴之后，携带各种武器――少量是用于打猎的火枪，大量是用于练习武术的大刀、长矛，乃至从土里扒食的锄头――赶往冠县蒋家庄。

发出传贴的是一个叫赵三多的老拳师。冠县以至整个山东，自古民风剽悍尚武，冠县一带盛行梅花拳，而赵三多，就是一个著名的梅花拳高手，据说他的徒弟多达两千余人。可以想象得出，接到传贴后赶往蒋家庄的人流中，有不少就是赵三多的徒子徒孙。

这位年近花甲的老拳师在十月二十六日，聚众达三千人左右，这些人以头帕和长靴作标记，祭旗起义――与以往的农民起义乃是与朝廷为敌不同，赵三多不反朝廷，他要反的是洋人，他的旗帜上非常清楚地写道：扶清灭洋。不过，即使他不打算与朝廷为敌，朝廷也无法坐视如此声势浩大的群体事件。毕竟，大清朝只有《大清律》而无《大清宪法》，赋予赵三多结社集会的自由。

鉴于赵三多是以梅花拳相号召，其他不愿惹火烧身的梅花拳大佬都警告他，要他不得以梅花拳名义起事。赵三多一气之下，打出一个新旗号，这个旗号我们耳熟能详：义和拳。

赵三多在蒋家庄摆拳三天，炫耀了一番势力后，便率众攻打冠县和临清交界的黑刘村教堂和红桃园教堂。赵三多的蒋家庄聚众祭旗，被后来的史家们界定为义和团运动之滥觞。

中国的大多数时期，统治者对人民的宗教信仰，基本采取放任自流政策，即只要不以宗教为外衣，行谋逆造反之实，则政府对你是信道教还是佛教，或者两教都信或都不信，一向不大关心。或者更深层次地说，实用主义至上的中国人对宗教的信仰远不如西方人虔诚，大多数中国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信仰，就像马嘎尔尼说的那样：“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

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异，窃以为很可能就是各自民众对宗教的态度：一边对宗教采取实用主义，我给你烧香，你就保佑我升官发财；一边则虔诚地认为自己乃上帝的选民，有上帝的爱与自己同在。

正是在这种语境之下，随着1858年的《天津条约》允许基督教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播，以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保证了传教士在中国租赁和购买土地修建教堂的权利，操着不同语言的传教士们为了他们心中的上帝，纷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企图让这片异教徒的土地，回荡起上帝的福音。

但是，中国国情的土壤，却注定了上帝的种子很难在这里大面积的发芽生根。虽然传教士们费尽周折，但皈依的民众依然屈指可数。为了争取更多信徒，传教士们便采取了一些“优惠”措施，比如向每个皈依者提供130两的生意津贴，又比如当信徒遭到政府迫害或是与其它不信教民众发生纠纷时，传教士常以自身势力施加影响。

这样，不少社会底层人员，便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教堂――显然，他们成为上帝的追随者，与信仰几乎没什么关系。这种信徒，被其它民众蔑视地称为“吃教饭”。用徐中约先生的话说，那就是传教士此举“吸引了弱者和投机者入教，但强者和有民族自豪感的人却厌恶这些传教士。”

甲午战争之后，一方面，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中国，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呈现出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中国乡村经济更加凋蔽，民众生计举步维艰。在底层民众眼里，他们只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之路越来越窄，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

“却不知道中外之间达成的利益补偿原则，不知道外国人建厂房开矿山修铁路征用他们的土地，已经在双边或多边政府协议中达成补偿机制，所有损失都由外国政府外国企业通过贸易或税收的方式补偿给了中国政府中国企业，由中国政府负责这些失地农民的具体补偿。”（马勇：《1900年中国尴尬》）。

也就是说，由于清政府的不作为，外国人的补偿没能下发给失地农民，而失地农民则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在洋人补偿一说。*信息的不对称，使民众对洋人的仇视愈积愈深。与此同时，大量廉价洋货的登陆，则使中国的手工业者走上了绝路，昔日自耕自足的自然经济，终于走到了末路。

此外，即便时光已进入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即便洋务运动已兴起了二十多载，但绝大多数民众依然是愚昧的，无知的――正如后来诗人毛润之曾经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在这些愚昧无知的民众眼里，正是外国人的纷至沓来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让他们的生活越来越糟糕：洋人的铁轨毁坏了龙脉，洋人的矿山放走了宝气，基督教的异端邪说冒犯了神圣的孔子。这一切，致使民间三人成虎地虚构了洋人磬竹难书的罪行――而这些所谓罪行，在今天看来，如此荒诞，如此不经，那时却被普通民众认定是无可争辩的铁的事实：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

总之，就像运行于地下的岩浆，当其压力越来越大，压制于其上的岩石和土壤无法阻止它时，它必然要冲出地表，而其喷涌之地，则必为地表最薄弱之处。举国汹涌的仇洋情结，也在找寻一个适当的突破口或者说导火索。

充当了突破口和导火索的，是庚子年前后的华北大旱，它使得发轫于赵三多老拳师的义和拳，终于在两年时间的阴燃之后，由星星之火变为燎原之势。

仇洋排外是贯穿了晚清数十年的经久不息的主题。仇洋排外者以普通民众为大多数，但它还包括了煽风点火的乡绅士子，地方势力人物如赵三多，以及一部分居心叵测的政府官员。

其时，在中外交涉中，一些政府官员以为，义和拳的存在，可以加重与洋人打交道的砝码，故而，尽管朝廷一开始迫于列强的压力而下令各地官员扑杀，但官员们要么阳奉阴违，要么公开反对。至于朝廷最高决策者如慈禧太后，其实也在对待义和拳问题上首鼠两端，剿抚不定：他们既觉得义和拳对洋人的攻击颇有解气之处，又怕一旦过于放纵，将使局面难以收拾。

对朝廷决策者这种心理的揣摩，以山东巡抚毓贤最为精准。

毓贤是正黄旗汉军，以同知纳赀为山东知府。光绪十四年，署理山东曹州。《清史稿》称他“善治盗，不惮斩戮。以巡抚张曜奏荐，得实授。”比他稍晚一些的许指严则在《十叶野闻》中把他称为毓屠户，并认为“清季之酷吏当以贤为举首”――来自正史和野史两个方面的资料都表明，毓贤是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鹰派，一个动辄以杀人为终极解决办法的酷吏。

事实上，每个朝代行将结束之际，都会涌现出一批像毓贤一样“不惮斩戮”的酷吏，他们为了求得表面的稳定，不惜用最极端的手段来实现快刀斩乱麻的要义，但其结果，一则使民众对政府彻底丧失信任，一则使他们自身也陷于巨大的风险之中。

毓贤在曹州任上，因斩杀民众两千余人而声名鹊起，史料没有说明这两千余人到底是些什么身份，但可以肯定不是义和拳。一个代理道台因杀人众多，上峰竟然青眼相加，得以转为实授。这则说明，末世里粗暴简单的行政方式已经取代了治世的沟通和谅解。此后，毓贤快速升任为按察使，不久又代理布政使，也就是管理一省民政的副省长。当李秉衡调离山东后，毓贤被任命为山东巡抚，成为这个垂死帝国的封疆大吏之一员。这时候，山东的义和拳已经愈演愈烈了。

尽管西方列强严词要求清政府对义和团加以打击，但毓贤除了在朱红灯的红灯照起事时曾派兵镇压外，一向都对义和拳采取亲善态度。甚至，就是他认为义和拳名字不佳，亲自改拳为团，称为义和团。义和团亦由是得名。当时，山东的一些义和团队伍，纷纷“团建旗帜，皆署‘毓’字。”一个封疆大吏，居然默许闹事的民众把自己奉为首领，这在其它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但义和团运动，却就在这种异常吊诡的气氛中渐入佳境。

不久，因法国人的严重抗议，清政府不得不将毓贤免职，令袁世凯接任。但被免职的毓贤进京时没受到任何处分：他向朝廷的决策者――包括慈禧、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言拳民忠勇得神助”――慈禧第一次亲耳听到的有关义和团的直接信息，应该就是由这位刚从山东免职归来的巡抚讲述的。慈禧不仅亲自赐他一张号称御笔书写，其实为另一妇人捉刀的福字，不久又任命他为山西巡抚――这样，毓贤便如同一只培养皿，把这种称为义和团的病菌带到了山西，让山西教民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这是后话。

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任何一次农民起义相比，义和团都更像是一场乌合之众的嗜血狂欢。以往的农民起义，不论大小，至少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核心领导人，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个相对严密的组织，会有统一的行动。但义和团运动却是一盘民族情结的散沙。将这盘散沙暂时瓦合在一起的，是华北民众日益不堪的生存状况和对洋人洋教的刻骨仇恨，而充当瓦合粘合剂的则是荒诞不经的巫术。

在广大的中国北方农村，几乎每一个聚众而居的村庄，都有一两个意见领袖。在山东，这样的意见领袖往往由赵三多这种会武术的拳师充当。义和团的组织形式是以团为单位，相互之间基本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几乎每个自然村都各自设立坛或拳场，由赵三多式的人物出任首领，他们被称为大师兄、二师兄，每团人数少则几十几百，多则成千上万。在这种大量单个的团的基础上，有时也会有几个或几十个团的联合组织，称为总坛，首领称为老祖师。

一百年前的欧美早就进入了由大炮、军舰、机枪担纲的热兵器时代，义和团团民既背离世界潮流，对这些先进武器的了解付诸阙如，但又要鼓舞士气，迷醉别人复自我麻醉，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巫术相号召，相鼓舞。

义和团的每一团或坛，都设有坛宇，并有奉为保护神的神祗，这些神祗五花八门而又自相矛盾，有的团供奉玉皇大帝，有的供奉关公，有的供奉《水浒》中的人物，有的供奉《三国》中的人物，甚至还有供奉前任山东巡抚李秉衡的。在一个团之内，大师兄是口含天宪说一不二的灵魂人物，每当他有重要命令发布，必然宣称某位神祗依附其身，尔后跳舞升坐，发号施令。其情其景，一如当时民众还记忆犹新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或杨秀清。

义和团赖以吸引大批无知民众、以及后来让朝廷决定依靠它们与列国为敌的法宝，便是巫术。义和团首领们宣称，只要按他们的办法训练，修习一百天后就可以不受子弹伤害，修习四百天后可以平地飞升。至于居于人类与神祗中介地位的大师兄或是老祖师，他们更是具有撒豆成兵，剪纸为马，并招来天兵天将助战的神奇本领。

在符表、咒语和如同中了魔障的跳舞为主的仪式中，原本就热衷于从众的中国底层民众，仿佛一夜之间找到了主心骨。他们的一生之中，第一次如此扬眉吐气，第一次如此天降天任，以为整个世界真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古老的国家也必须依靠他们，才能从洋鬼子的凌辱中得到解放。

可以说，在庚子年的决战到来之前，中国最有理想最有抱负的人就是那些渴望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成员。他们通过巫术的方式，把自己打扮成这个国家的拯救者。

事实上，不仅山东在庚子年前后涌现出一股反洋热潮，在中国的其它省分亦然。在四川，由余栋臣领导的袍哥反洋便是其中之一。当时，余栋臣在其檄文中坦陈其反洋因由：“海舶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以洋烟毒中土，以淫巧荡人心。奸淫我妇女，煽惑我人民，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都会，巧取我银钱，小儿视如瓜果，国债重于丘山。焚我皇宫，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立埠，国土欲分。自古夷狄之横，末有甚于今日者。”

其实，余柜臣檄文中所列举的洋人罪行，有许多条都是无知国民昧于世界潮流的臆想之词，但与余栋臣相比，义和团的认识还要等而下之。在他们如天女散花般抛出的各种揭贴中，大抵都是专以杀害教民反对洋人为词，不外乎“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不穿洋布，不用洋火，诚心用功，可避刀剑，可避枪炮，……兴大清，灭洋教。”

在义和团看来，不仅洋人个个该杀，便是和洋人稍有联系之人，以及使用洋物之人，也当斩尽杀绝。义和团把洋人称为大毛子，把教徒和从事洋务者称为二毛子，使用洋货者称为三毛子，而所有毛子都只有一条路：去死。――在义和团极尽夸张与扩大的滥杀中，不少人就因身上揣有一盒火柴而被横尸街头。

义和团在进入京师前后，曾有一个宏伟的计划，那就是要抓住“一龙二虎三百羊”。所谓一龙，指两年前发起维新变法的光绪；所谓二虎，指从事洋务的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所谓三百羊，指与洋人有关联的在京官员。依义和团的说词，朝廷只有十八个官员才有资格继续活下去――显然，他们就是支持拳民的毓贤之流。庚子年，他们是民众眼里的民族英雄。

1900年，岁在庚子。虽然朝廷注意到了齐鲁大地上起于青苹之末的义和团，但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重大的事件。其时，这个国家的主要决策者们在谋划另一桩在他们看来远比招安或剿杀义和团更重要一百倍的大事。

这大事就是换皇帝――废掉傀儡光绪，另立新君

在清朝两百多年的十几位皇帝中，人生最悲苦失意者莫过于光绪。他原本是一个聪慧而力图中兴的君王，却因大权旁落，毕生皆为傀儡。这个傀儡皇帝不仅于军国大事没有一丁半点发言权，甚至连宫中的太监们也要在生活上欺负他，常给他冷脸和难堪。

他作为皇帝的惟一存在意义，就是在帝国与洋人的争战中惨败后下罪已诏自我批评，或是以他的名义批准与洋人的和约。

光绪名载湉，虽然是努尔哈赤的后裔，但按常理，他原本没有登上帝位的机会。然而机缘巧合，这个不该登上帝位的人不幸登上了帝位。就像在得知儿子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后，载湉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曾痛哭失声并昏绝于地一样，众所周知，他被扶上宝座纯出于慈禧私利的结果，既非他个人之福，亦非这个江河日下的沧桑帝国之福。

自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政变，置咸丰遗诏中确认的肃顺等顾命大臣于死地后，大清帝国的最高权杖便操在慈禧手中，时间近半个世纪。可以说，中国近代史如此狼狈屈辱，如此不忍细看，很大原因便是这个既昧于传统精神也昧于世界潮流而只知威福自专的满州妇人。

同治十二年（1874年）冬，慈禧的儿子、年仅十九岁的同治去世。尽管清宫留下的医案证明同治系患天花而死，但更多的野史和民间记忆，却认为同治其实是梅毒不治。同治没有子嗣，由谁继承大统便迫在眉睫。

按继承法则，同治的子侄辈都有资格依据其血源亲疏作候选人。当慈禧主持召开核心领导层会议，探讨同治的继承人时，军机大臣文祥就提议说：“从情理上讲，都应为皇上立太子，溥字辈的近支中有几个人选，请择其贤能者立之。”

慈禧闻言，脸色大变，过了好半天才说：“醇亲王之子载湉，甚聪睿，必能承继大统，吾欲立之，为文宗显皇帝嗣。”载湉是同治的堂弟，他本无资格继承同治，但慈禧决定把他作为文宗也就是咸丰的继承人，也就有了继承资格。

慈禧之所以如此做，原因有几个：其一，载湉之母乃是其亲妹；其二，载湉年仅四岁，便于控制；其三，如果立溥字辈也就是同治的子侄为帝，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自然会失去垂帘听政的理由，而一旦立与同治同辈且只有四岁的载湉，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执掌朝政。

基于此，她宁愿自己的儿子绝嗣，也要立与儿子同辈的载湉。

在童年光绪成长为少年和青年的十多年里，如同同治朝的十来年一样，这个老大帝国的最高主宰就是深居宫禁的慈禧。光绪十二年（1886年），当光绪已经年满十六，按照祖制可以亲政，也就是慈禧应当中止垂帘听政归政于光绪时，慈禧也装模作样地发布了一道旨意，表示要归政光绪。

然而，满朝文武都清楚地知道，对这个嗜权如命的老妇人来说，这旨意只不过是聊以应付舆论的幌子。很快，重臣们纷纷上奏，请求慈禧继续听政。这些重臣中，有一位就是当年因儿子被推上皇位而放声大哭的奕譞。他在奏章中提出，光绪现在还不能亲政，至少得等到二十岁以后。且即便亲政，也必须按照现在的规矩，天天向慈禧早请示晚汇报，重大事情一律听候慈禧圣裁。

醇亲王如此提议，不能仅仅视为虚伪，而是他的一种自保：他深知当年慈禧选中自己的儿子，不过是为了满足她的权力欲望。如今提出归政，也是做做样子，掩人耳目。为了自保，也为了避嫌，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请求慈禧继续听政。

果然。慈禧从善如流，欣然接受醇亲王等重臣的建议，“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依照由礼亲王世铎拟定的《训政细则》，慈禧操控皇权的实质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更加名正言顺。

一句话，光绪仍然没能摆脱傀儡的身份。惟一不同的是，以前住在宫中的慈禧，现在搬到了郊外的颐和园。每天的重要文件，在光绪圈阅之后，都得悉数送往颐和园，由慈禧作最后的圣裁。

这个彼时世界上人口最众多，历史最悠久的老大帝国，就在这种训政模式下继续苟延残喘。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这个拥有比日本多达几十倍人口和地盘的大国，竟然被日本打得全无还手之力，被迫签订了极为苛刻的《马关条约》。可以说，真正让中国人觉醒，并感受到豆剖瓜分危机的，不是两次鸦片战争，也不是中法战争，而是甲午中日战争。

其时，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光绪已经二十五岁。对日战争时，他是强硬的主战派，但谁知战事却一败再败，这对年轻气盛的光绪，是一口无法咽下的闷气。两年后，德国强占胶州，亡国灭种的可能似乎正在一步步地化为现实。

光绪力图有所作为，大权却在慈禧手中。这年，他悲愤地对庆亲王说：太后如果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心作亡国之君。庆亲王将光绪的意见转达于慈禧，慈禧“始闻甚怒”，称：“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经过庆亲王力劝，慈禧勉强同意光绪变法，却又恨恨说道：“由他去办，等到他办不出结果再说。”

好不容易有了部分事权的光绪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策划下，实施了著名的戊戌变法。然而，康梁的变法无疑过于生猛，且颇多条款并不适用于彼时的中国，而过于激进的改革，显然会触及守旧派的既得利益，守旧派便在帝后两宫之间日以挑拔为能事，终至慈禧龙颜大怒。

其实，慈禧本人并无政治见解，她一面暂给光绪权力，一面又撤掉其主要助手帝师翁同龢；一面对新政的某些措施也表示赞许，甚至一度为康有为上书中所言国是日非而动容，一面又听任乃至纵容保守派与光绪对立；她这些自相矛盾的举动，透露了她内心的秘密：她既要完全地控制光绪，不让他因自己的部分放权而成为断线的风筝，更不想让光绪一旦变法成功而受到天下吏民的衷心拥戴。她要的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权，而倘若变法成功，这功劳也必须归于她的头上。

然而，光绪和他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智囊却没能看清慈禧的真实想法――如果维新派把慈禧供奉到维新变法总设计师的牌位上，以此赢得慈禧的真心支持，则戊戌变法完全可能成功，中国此后若干年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庶几也能够避免。

然而历史既是不可逆的，又是不容假设的，真实的情况是，天真的康梁以为凭光绪这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颁布一些变法措施，天下便能焕然一新。书生之误国，近代当以康有为为最。――当光绪已经感受到因守旧派的挑拔而慈禧对自己颇为不满时，他给参赞军机杨锐手书密诏，云“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之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可富强，大臣不制肘，而朕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

光绪已然意识到，一旦因变法得罪慈禧，不仅变法无以为续，就是他的帝位，也岌岌可为。他希望智囊们想出一个万全之策，确保慈禧不发难。然而，智囊们的办法却把光绪逼到了死角――谭嗣同夜说袁世凯，希望这位手握重兵并曾对变法表示过支持的军人发动兵变，但袁世凯却径直把这惊天阴谋告诉了守旧派领袖荣禄。

此后，慈禧从颐和园突然回到宫中，光绪被剥夺了一切权力，成为货真价实的木偶。仅仅百日的维新变法，也就此划上一个草率的句号。变法期间的新政，除了开办京师大学堂一条外，余者统统废止。

垂帘听政是晚清的最大政治特色。在这种古怪的体制下，当臣工们上朝探讨国家大事时，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主子，而是三个或两个主子――同治及光绪早期，慈安太后还健在，两个妇人便坐在皇帝后面，她们和皇帝之间，有一层纱幕作屏障。等到慈安去世后――一种说法是被慈禧鸩杀――慈禧便独自坐在光绪背后。

戊戌变法失败，慈禧继续训政，她从颐和园搬回紫禁城，每当上朝时，她便与光绪并排坐在大臣们面前，那道用于掩耳盗铃的纱幕再也没有出场的必要了。臣工们奏对时，已然失去权柄的光绪默然无语，只有慈禧在滔滔不绝地发布最高指示。有时候慈禧似乎觉得皇帝也该说几句，就用手肘推推光绪，光绪只得勉为其难地讲几句。

至于光绪的居所，则被慈禧搬迁到了位于南海的瀛台上，这是一个三面环水的地方。这个天朝上国的天子，已经被软禁起来。一次，光绪闲逛到某太监房中，看到几案上有一本《三国演义》，光绪翻了几页，掷书长叹：朕并不如汉献帝也。

然而，即便比汉献帝还傀儡，慈禧也不愿再看到光绪以人君的身份出现在她面前，她打算行废立之事。要废掉光绪，慈禧及手下智囊们的思路是向外界宣称光绪身患得病，尔后天天伪造医案，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当光绪被干掉时，就对外宣称他因病死亡。

在短暂执政期间热衷向西方学习的光绪，一向被洋人视为这个古老的、半开化的国家的开明人士。为此，当京城里风传脸色苍白的光绪极有可能被母后处死的消息时，西方使节纷纷出面警告，宣称任何有关皇帝的不幸事件都将招致干预。在西方强大压力下，朝廷不得不同意由一位法国医生到宫中为光绪看病。这位法国医生的宫中之行得出两个结论：

其一，光绪还活着；

其二，光绪龙体有恙，但并没什么要命的大病。

法国医生的宫中之行无疑也意味着，通过制造假医案，伪造皇帝身患重病再将其秘密处死的方案此路不通。

但独裁者一旦决心要干的事，世界上很难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回心转意。慈禧旋即要求各省督抚对废黜光绪的可行性发表意见。在这些封疆大吏中，广有声望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坚决反对，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

康梁变法失败后逃往海外，两人利用其巨大影响力，在海外办报结社，倡导保皇，甚至密谋组织义勇将光绪救出紫禁城。这都使得慈禧既恨洋人对康梁乱党的庇护，更恨康梁所要保护的光绪。刚毅乃慈禧的红人，此人到东南诸省巡查时，一边大肆贪污受贿，“括千万发于京师”，一边搜集了大量康梁乱党的证据。这其中，就有梁启超力诋慈禧的《清议报》，慈禧览报大怒，更坚定了废掉光绪的决心。

清朝在皇位的继承法则上，与历朝都有很大不同，那就是创始于雍政时期的秘密立储。秘密立储的方法是，皇帝当着总理事务王大臣的面，将事先秘密写好的储君名字放入锦匣之中，封存于乾清宫内最高处的正大光明匾。同时又另有一个备份，由皇帝随身携带。除了皇帝本人，再无他人知道储君为谁。

也就是说，自雍正朝以后，清朝不存在太子一说。但是，慈禧为了把光绪拉下皇位，不惜破坏祖制，她于已亥年末，密召多位朝廷重臣，商讨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即太子。这次密议的痕迹之明显，以至于宫中打杂的苏拉们也纷纷传言：“今日换皇上矣。”这一事件在历史上称为已亥建储。

慈禧尽管在国内处于权力金字塔的最顶层，但她对即将实施的废立之事，洋人到底会持什么态度，也心存疑虑。为此，她令荣禄私下找到李鸿章，要求与洋人打交道多年的李鸿章出面，试探洋人态度。

李鸿章因甲午战败而代表清朝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既不幸沦为民众指斥的汉奸，也是朝廷决策失误的替罪羊。此时，他被排挤在权力之外，闲居京郊贤良寺。李鸿章向荣禄提出：我现在处于赋闲状态，和西方使馆没有来往，如果任命我为总督，各国使节必然会来祝贺，到时，“当乘间询之。”

按《拳变余闻》的解释，李鸿章提出外任总督，其实质是这位晚清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深知慈禧一伙草率行废立之事，必然会“京师生变”，出为总督，是其“思避之也。”

不久，李鸿章果然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各国使节前来祝贺时，李鸿章问道：我国现立大阿哥，行将为帝，君等入贺否？各国使节的反应是：“皆言未洞内情，不知所贺。惟今帝以二十余年君主，历与我立约？将焉置之？”

李鸿章将各国不同意废光绪立溥俊之意回报慈禧，慈禧“乃大恨”，认定这是洋人干涉天朝内政，心里憋了一口恶气。比慈禧还要愤怒的则是载漪，原以为很快就会成为天子的老爹，庶料这些可恶的洋人竟然如此不给脸面，“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团以灭洋为帜，载漪乃大喜。”

1900年1月7日，七十七岁高龄的李鸿章急匆匆地离开京城，前往广州署理两广总督，如愿以偿地离开了他断定即将会大乱的是非之地。

半个月后的1月24日，清廷正式宣布立十五岁的溥俊为大阿哥。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上海电报局总办、候补知府经元善联络了1231名绅商联名发表通电，反对朝廷立储决定。这些绅商中，包括蔡元培、黄炎培等人。经元善的举动引得朝廷大为恼怒，不仅抄了经元善的家，还全国通缉经元善。经元善被迫流亡澳门。当清政府向葡萄牙提出引渡要求时，遭到葡方拒绝。

从甲午战争到义和团风潮，五年之间，这个帝国发生了一系列大事，而这些大事之间，其实都一环扣一环，正如亲历者恽毓鼎所说的那样：“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已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不仅地方官员如此，中央政府亦如是。而就在他们时剿时抚，其实都没有尽全力而是忙于废立之事时，义和团已悄然作大作强。可以说，如果没有高层实力派人物的庇护、纵容甚至鼓动，我们很难想象，起自于草莽的义和团，竟然会升格为这个东方大帝国的国家行动。

在民众眼里，庚子年的民族英雄群像中，裕禄和刚毅是对义和团进入京津两座大城市并渐成气候的关键性人物。

裕禄乃满州正白旗人，监生出身而做到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封疆大吏中排名第一。直隶总督驻保定，天津则为其治下最重要城市，这里既是京师门户，亦是华洋杂处的开埠口岸。

义和团天津方面的领袖为张德成和曹福田。张德成乃船工，曹福田系游勇，由此亦可略窥义和团的构成，确乎由最底层民众所组成。曹福田刚到天津时，为了显示他神通广大，就登上城楼问旁人租界在哪个方向？众人回答说在东南方。

曹福田即伏地向东南叩首，良久起身，告诉众人说：洋楼毁矣。一会儿，东南方果然烟火烛天，众人都惊悚不已，以为曹德成真的身藏神技。其实，这种非常低劣的伎俩，甚至还不如陈胜吴广的狐鸣鱼书，但在一个狂热的非常时期，人们发自内心地期望某些旗帜性人物能够拥有超人的本领，便不再去考究种种神迹的真实与否，而是乐于跟风乐于夸饰，集体成为曹大师们的狂热粉丝。

非常有意思的是，与其他义和团首领逢洋必毁不同，曹福田对洋人生产的洋物，采取的是拿来主义。曹福田喜欢骑一匹高头大马，戴一架水镜眼镜，嘴里叨着洋烟卷，长袍上系着红带子，脚登缎靴，身背快枪，腰挟小洋枪，手拿一根秫秸作指挥棒。

曹福田的室内，高悬关公、赵云、二郎神和周仓的神像。这种令人莞尔的中西合璧，与其说他像一位群众运动领袖，不如说更像以听评书、看地方戏为主要知识积累的北方农民臆想出来的舞台形象。

张德成的总部设在天津郊外的独流镇。某天，他率众绕镇三周，以杖画地，宣称：“此一周土城，一周铁城，一周铜城，洋人即来，无能越者。”这种哄三岁小孩的鬼话，民众居然深信不疑。其中，固有彼时民众的蒙昧与无知，更多的却是由那种宗教狂热所激荡的盲目崇拜。

不久，义和团抓住几位清朝官员，张德成认为奇货可居，便向这几位官员自炫其术，并让他们转告总督裕禄，云只要给他二十万两饷银，他就能够灭洋。这几位官员回去一报告，裕禄亦深信不疑，并命张德成到天津面见。张德成对裕禄的命令很愤怒，“我又不是你手下官员，你凭什么用总督的威严来指示我？”

放在承平时代，一介草民无论如何不敢这样和封疆大吏对话，但时势不同了，何况在裕禄等人看来，义和团或许就是扶清灭洋的一根从天而降的救命稻草。这样，裕禄命以八抬大轿将张德成抬进督府，并打开中门迎接，以平等的礼仪相见。

第二天，裕禄摆宴为张德成接风。席间，张德成忽然作沉睡状，众人呼之不应。半晌，他打了个哈欠起身，从衣袖里拿出大炮上的机管数根，并告诉众人，刚才他的元神外出，从洋人的大炮里把这些东西窃来，现在洋人的大炮都是些破铜烂铁了。对此，裕禄“深敬之”。

刚毅则是把义和团引入京师的始作俑者。当朝廷对义和团忽剿忽抚，却无论剿还是抚都举棋不定甚至朝令夕改时，刚毅是诱导朝廷从剿到抚直至依靠义和团对抗列强的重要人物。

庚子年夏，刑部尚书赵舒翘被朝廷派去考察义和团，朝廷出于洋人的巨大压力，意图让赵告谕义和团的大师兄们，要求他们自行解散队伍。刚毅怕赵舒翘会伤害义和团的积极性，主动请求他也前去调研。

调研后，刚毅在向慈禧复命时，“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赵舒翘本是依靠刚毅才得以身居高位的，对刚毅的意图心领神会，他“虽见拳民皆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殊不足用”，但回京面见慈禧时，他也打心眼儿里明白，表面上想听取实际情况的太后，其实也希望传说中刀枪不入，撒豆成兵的义和团乃是活生生的现实。于是，赵“不以实对。”

就是在裕禄和刚毅这样的高级官员对义和团的神化之下，一方面，义和团自我膨胀，一方面，义和团大批进京。

李鸿章疑惧过的京师将要大乱的预言终于变成现实。

通过刚毅的穿针引线，进入京师的义和团一部携带武器来到宫中，为慈禧等决策者表演了刀枪不入的“真功夫”。眼见为实，慈禧或许真的相信这些和她一样痛恨洋人的子民，真的有护佑这个国家的能力，诚如是，则他们不但不是扰乱地方的乱民，而是朝廷必须依靠的热血民众。

当慈禧下令包括宫女和太监在内的宫廷人员都向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练拳时，上行下效，王公大臣们也纷纷在家设坛，聘请拳民。在这些达官贵人家的神龛上，原本供奉的是天地君亲师，现在则加上了义和团崇拜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所谓神祗――这些神祗，从玉皇大帝到太上老君，从关云长到诸葛亮，从黄天霸到二郎神，全都一夜之间复活了，而当半数以上的政府正规军也加入拳民组织时，两者间也就没有了天然的界限。

这个国家几千年来，第一次如此普及地崇尚武术，人们渴望通过修练，能够刀枪不入，能够白日飞升，能够把洋人和所有与洋人有关系的汉奸，统统斩尽杀绝。那时，太平盛世就会从天而降。

现在，义和团已经口含天宪，他们不仅人多势众，不仅被大量愚民认为身怀神技，百毒不侵，而且是领了圣旨，要造洋人的反，纷纷天下，谁攘其锋？于是乎，庚子年夏天的京城，便成了义和团的大本营。在这座大本营里，义和团所干的事不外乎两件：烧、杀。

在义和团之前进入北京的，还有一支从甘肃调来的政府正规军，这就是董福祥率领的甘军。与义和团民众相比，身为高级将领的董福祥并不比他们稍微开化，而对洋人的仇恨，可谓伯仲之间。

1900年6月9日，慈禧命董福祥部移扎城内，董便扬言：“已奉太后命，剿灭洋人，命义和团为先锋，我军为接应。”次日，慈禧命与洋人不共戴天的载漪负责总理各国事条衙门，“自此都中人人谓拳团可以包打洋人。”

庚子年的民族英雄们开始大显身手：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杉被董福祥部杀死；

6月12日起，开始焚烧教堂和教民住宅，以及出售洋物的商行。天皇贵胄载澜亲临一线指挥纵火，大火数日不灭，被焚店铺四千余家，数百年之商业精华化为瓦砾。

对此暴行，义和团在揭贴中，正义凛然地宣称：“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故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

前后数天，京城被杀害的教徒和为洋人服务的仆役达三百余人，但真正的西方人此时已大多避进了使馆。也就是说，这场轰轰烈烈地以杀洋人相号召的群众运动，是以杀自己的同胞拉开序幕的。

在义和团眼里，活着的教徒本身就有原罪，而死去的教徒，也应掘墓鞭尸――于是乎，包括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在内的早期来华传教士，他们的墓木早拱的坟墓，均一一掘开。更可怕的是，当奉旨造反的义和团成为庚子年的时尚与主流，“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

据估计，极盛时，京津一带的义和团民众多达数十万人，他们除了烧教堂杀教徒外，“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一旦我是领了圣旨的义和团，而你是我历来所厌恶的仇人，那么即便你从来就不信教，从来就没有与洋人打交道，甚至家里连洋火洋钉也找不到一根，但我要给你扣个灭族的罪名，那就是诬你信教。

也就是说，庚子年的这场群众运动，已经沦为滥杀无辜的利器，在这柄所向披靡的利器面前，任何个人都是弱势群体，任何被指控与运动相抵触的个体，都将遭到毁灭性打击：“杀人刀矛并下，支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

义和团的中国特色在于，盲目的群众性造神中，大师兄们以为自己真是刀枪不入的半神，而群众则纷纷附和追随。他们原本都是些任人欺负的庄稼汉，一旦在群体的裹挟之下，便一步步丧失理智，从自认弱势到自认强势，并把对生活的愤怒和失望，归之于洋人及与洋人有关的一切人和事。

可以说，从本质上讲，这是一支用自欺欺人的神话武装起来的乌合之众。后辈史学家断言他们爱国，其实与爱国完全无涉，即便真的爱国，也是以爱国之名而行祸国之实。

京城里的义和团大肆烧杀之时，城郊的义和团也没有闲着，他们没法找到更多的洋人和教徒，便把一腔革命激情投入到拆铁轨、毁车站、砍电桩、断电线的事业之中。

对于无数的无辜者在这场运动中被杀害，义和团大首领曹福田淡定地说：“死者皆劫数中人，吾扫荡洋人后，犹当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完此劫数。”

后来，义和团失败，曹福田潜回故乡，被当地人绑送告官，在静海被处以凌迟之刑；而张德成也在逃亡途中，被另一群农民砍为肉末。当他们在极度痛苦与恐惧中告别这个世界时，他们是否也自认是劫数中人？

保护驻在本国的外国使节，这是近代以来的国际惯例及国际法原则。义和团本是村夫愚氓，仇恨一切洋人，还算情有可愿，但天朝官员们的识见，其实也并不比义和团民众更高明。当京城里到处都飘扬着“助清灭洋，替天行道”和“奉旨义和团练”的旗帜时，一批善于骑墙观望的投机分子，以为此时可以下注了。

知府曾廉――此人在戊戌变法尚未被中止时，曾上书指认康梁为乱党，理应处死－－联合编修王龙文，向朝廷进献三条妙计，并通过载漪上达天听：“攻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衔璧舆榇何异？”

――早在二十年前就极力倡导天朝应放下身段，与各国平等交往的郭嵩焘在九泉之下也将难以瞑目了：不仅他当年的远见卓识没有被后来者所听取，而且，后来者中，甚至有人认为他当年与洋人交往过密，还当过驻外使节，连他也该鞭尸。

御史徐道昆的奏章则是地道的梦话：洪钧老祖（这也是义和团喜欢供奉的一个传说中的大仙），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

另一个御史陈嘉言，自称得到了关云长留下的帛书，上面明写着“夷当自灭”。编修萧荣爵则声称夷人无君无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现在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好时候。

也许，作为一个国家来讲，底层民众的偏激与愚昧，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处于决策层的肉食者们，也被这些偏激与愚昧牵鼻子走，甚至比民众走得还远。

1900年6月，即庚子年农历五月。对义和团和洋人到底该采取何种措施，慈禧主持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四次会议的决议，是以举国之力，向西方十一国宣战――自古至今，中国还从来没有像庚子年那样牛逼过。甚至，数遍列国，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敢于一口气挑战十一国。

只是，没有底气的牛逼，终将付出惨痛代价。庚子年的民族英雄们的玩火行动，最终烧掉的是他们自己，而可怜的中国民众，则不幸身为池鱼。如果曹福田之流所谓的这是劫数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说，庚子年，这是中国人在劫难逃的一年，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对西方的片面仇视如同体内的毒素，终于量变引发质变，这个大帝国疾病来袭，在劫难逃。

四次御前会议，颇有一些令人深省的细节穿插其间，从而也让我们透过这些细节，更能清晰地洞见这个垂而不死的老大帝国的政治运作手法。

1900年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召开。会上，早就大权旁落的光绪深知一旦像载漪等人鼓吹的那样围攻使馆尽杀洋人，将会带来怎样难以收拾的晋果，因此，他一改自变法失败后，每次临朝时都沉默不语的老习惯，率先指斥诸臣不能弹压乱民――乱民者，义和团也。

侍读学士刘永亨上奏称，表示他愿意带着旨意去见甘军首领董福祥，让他率军驱散义和团。然而刘永亨还没说完，光绪也还没来得及答话，一旁的载漪即冷笑着厉声喝道“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刘永亨不敢接着说下去，光绪也无言以对。

继而，太常卿袁昶请求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拳民乃乱民，实不可恃，即便他们真有所谓的法术，自古以来，也没听说有谁依仗这种东西成就大事。然而就像载漪打断刘永亨一样，这一次，最高统帅慈禧亲自打断了袁昶：“你说法术不足恃，难道人心也不足恃吗？现在中国积弱之极，我们所能依仗的就是人心，如果连人心也失去了，何以立国？”

――其实，庚子年的大清早已失去人心，但即便是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也会顽固地相信，民心在他那边，这既是欺人之所需，也是自欺之所需。

1900年6月17日上午，第二次御前会议召开。会议依旧由事实上的最高领袖慈禧主持。慈禧说：“皇帝意在和，不愿用兵，有言和的，今天廷论，可尽言。”

光绪辩解说，“不是不可战，而是我国积弱，用乱民以求一逞，出口恶气，难道这是幸运的事吗？”

载漪打断光绪：“义民起田间，出万死以赴国难，今欲诛之，人心一解，谁与图存？”

光绪说：“乱民皆乌合之众，洋人武器先进，他们能以血肉之躯相搏斗吗？这简直是以民命为儿戏。”

慈禧眼看载漪理屈词穷，急忙叫另一位宠臣、户部尚书立山发表意见。立山素喜吸洋烟，爱屋及乌，对洋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反感。

他说：“拳民虽无他，然多不效”――那些爱国青年虽然没有其他歪心眼儿，但他们宣称的神技基本不灵验。

话音刚落，一向对义和团迷信的载漪为之色变：“用其心也，何论术乎？”――我们要用的是义和团的民心，不一定要用他们的神技――并进而指责立山是汉奸。其实，立山是满人，即便真的与洋人一心，也只能称为满奸。

两位重臣在庄重的御前大会上争吵不已，慈禧很生气，她发言了：“刚才得到洋人四条照会。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自彼开，国家就亡在旦夕之间。如果拱手让给洋人，我死后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同样是灭亡，一战而亡，不犹愈乎？”

最高领袖话已至此，谁还敢再谈议和，于是都一齐表忠心：臣等愿效死力。还有几位大臣，当场洒下了真真假假的感动之泪。

蹊跷的是，慈禧明明说洋人的照会有四条，但她却只说了三条，还有一条是何内容呢？会后，大臣们从荣禄处得知，那条太后没有宣读的照会是：皇太后归政。让自己退位的照会，慈禧怎么会当众宣读呢？

然而，正是洋人的四条照会，尤其是她不曾宣读的那一条，让她终于下定了和洋人死磕到底的决心。在这次御前会议上，载漪及其追随者侍郎溥良力主对洋人开战，“语尤激昂”。

慈禧受此鼓舞，非常慷慨地宣布：“今日之事，诸大臣都知道了，我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此事前途未卜，如果战争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天都在场，应当理解我的一片苦心，不要归罪于我一人，说皇太后我断送了祖宗三百年天下。”

慈禧的这番自剖心迹式的陈词，恰恰说明了一个颠扑不灭的真理：任何孤家寡人行独裁之事，都要把它往国家和民族之类的宏大语言上靠。就像那位外国女人说过的“自由啊，多少罪恶假你之名而行”一样，“国家啊，多少私欲假你之名而行。”

会后，大臣们拥到总理衙门，询问洋人照会一事。然而，异常诡异的是，负责全国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洋人的照会从何而来。此后，才很八卦地获悉，前一天晚上，江苏粮道罗某派其子紧急拜访荣禄，说有机密事告急。见面后，就把所谓的洋人照会交给荣禄。

荣禄看了照会，“绕屋行，旁皇终夜”，第二天赶进宫将照会上奏慈禧，慈禧的反应是“悲且愤。”然而，一个负责地方粮食事务的官员，洋人怎么会把递交这个国家的照会给他？

就好比说美国要干涉中国事务，不把外交文书通过大使馆交给中国外交部，而是把它交给江苏省粮食厅厅长，这无论如何也难以令人理解。这本是一个常识问题，但昧于常识的满朝文武却没人去追究。

一则，真的昧于常识；一则，非常精通常识――因为据说这封洋人照会是载漪伪造的，目的就是激怒慈禧，促使她向洋人宣战。

1900年6月18日，第三次御前会议召开，但只开了一会儿就不明原因地中断了。这天，被派出查验义和团情况的赵舒翘和刚毅回城，两人向慈禧报告时，均极口夸说义和团的神奇。

事后，慈禧回忆说，刚毅“装出拳匪模样，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余外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处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慈禧的话自然不无为自己开脱之处，但在决定这个国家将向何处去时，锦衣玉食的高官们的确扮演了一个个极其不光彩的角色。他们知道领袖爱听什么不爱听什么，于是为了讨一时之宠或泄一时之愤，均选择性失明。他们只看到了义和团这群庄稼汉的所谓民心，却没看到民心之后的世界潮流。

1900年6月19日，第四次御前会议召开。会上，太后决定宣战，并命许景澄等人到各国使馆，勒令各国使臣务必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光绪还想作最后努力，这位可怜的皇帝此时惟有拉住许景澄的手，对慈禧等人哀求说：“再商量商量吧。”

然而回应他的是太后的斥责：“皇帝放手，不要误了大事。”侍郎联元也劝告说：“法兰西是传教国，衅也是法兰西所挑，即便宣战，也只能向法国宣战，断断没有向十一个国家宣战的道理啊。如果真的这样做，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然而忠言总是逆耳的，在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的独裁者面前，忠言不仅多余，而且像挡车的螳臂一般可笑。

庚子年，民族英雄们毅然决然地把这个国家投进了火坑，其情其景，让人想起伊索的一则著名寓言：

一个农夫赶着一匹驴子走山路，驴子总往悬崖边上挤，农夫不断地提醒它。但这是一匹有个性的驴子，农夫越提醒，它反而越靠边。终于，驴子一不小心，跌到深谷里摔死了。农夫探出头，对着驴子的尸体无可奈何地说：你赢了。

庚子年，玛丽·E·安德鲁斯小姐年届六旬，作为一名神职人员，这位生于俄亥俄州的美国人，于1868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此时已在中国生活了22年之久。可以说，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义和团，她将在通州的一所教堂里度过其整个工作生涯。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当星星点点密布于华北的义和团，把烧教堂、杀洋人的事业进行得兴致勃勃时，1900年6月8日，她接到公理会通知，撤离到北京的美国卫理宗美以美会传教团大院。

6月20日，如同安德鲁斯小姐一样担惊受怕的传教士们获知了一个消息：清政府要求他们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同时承诺给予保护，否则后果自负。――就在这一天，清政府向十一个西方国家下达了宣战书。

在这封充满悲愤与自认占尽天理的宣战书中，清政府宣称：“（列强）初亦就我范围，讵料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既有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

在华生活多年的安德鲁斯小姐会一些简单的汉语，但这种用文言写成的檄文，她未必看得懂。然而，不容争辩的是，华彩的文词掩盖了一个潜在的事实：义和团乃是一场被清政府高层利用的运动，是器，是工具。

正如恽毓鼎所说的那样，载漪这样的始作俑者以为，既然是洋人的力量阻止了他的儿子登上帝位，那么一旦向洋人宣战，“使馆朝夷，皇位夕移”；而原本对义和团与洋人都剿抚不定的慈禧，则愤怒于洋人照会中要她归政的条款，她必须给洋人一点颜色看看，她要让洋人知道，她才是这个国家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宰。

安德鲁斯小姐在6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又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一个多为祷告的夜晚。因为我们又面临着那种可怕的可能性，即被迫把所有这些亲爱的中国教民们留下等待被杀或是更坏的事情。”

――在京的洋人一旦按清政府的要求撤离，那些追随上帝的中国教徒，必将是义和团民疯狂报复的对象。对此，作为一个坚信上帝的爱与人类同在的神职人员，安德鲁斯小姐认为，“比起丢下他们听天由命，同他们一起死会容易些。”

各国使馆的大使们考虑的则比安德鲁斯小姐更宽泛，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即便真的按清政府要求撤离，二十四小时也根本无法完成，而且还无从担保撤离途中就不受义和团的攻击。

各国大使在一番论争之后，德国公使克德林决定到总理衙门找中国方面理论。然而，就在去总理衙门的路上，这位代表德国皇帝驻扎中国的使节被人射杀。枪杀克德林者为神机营章京安海，有种说法是，安海的神机营在此前得到上峰令，凡遇到外国人，一律格杀勿论。

另一种说法是，他只是接受了载漪的密派，伺伏于途，恰好克德林经过，作了他的枪下鬼。

不管哪一种说法属实，堂堂公使在驻在国被该国正规军军官枪杀，都是令人发指的公然践踏国际法的行为。当然，不论载漪还是安海，都没把国际法放在眼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国际法这种古怪的东西。况且，依载漪的设想，只要能把光绪拉下龙椅，让他的宝贝儿子坐上去，那时再和洋人谈判也不迟。

克林德被无故枪杀使西方公使们意识到，即便按清政府要求的二十四小时撤离北京，也完全不能保证自身安全。此时，联军部队尚在天津，远水救不了近火。目前之计，惟有自救。

于是，在京的各国人员及中国教徒分别入驻到使馆和西什馆教堂。据统计，两处共计有卫兵450名，平民475名（含12名外国公使），中国教徒及家属2300名，仆人约50名。

负责围攻使馆和教堂的则有义和团民众约5万，以及由董福祥率领的正规部队甘军约1万。政府一方面宣布义和团是义民，向他们发放大米和银子，另一方面又悬赏：每活捉一个外国男人，奖50两，女人40两，小孩30两。

非常令人意外的是，尽管这个国家敢于一口气向十一个西方强国叫板宣战，却在出动了数万人的情况下，拿不下弹丸之地的使馆和西什库教堂。

其实早在正式下诏宣战前数日，义和团即开始进攻西什库教堂。在接连焚烧了顺承门内的天主教堂及周围民房数百间，并烧死一些教民后，义和团又烧毁西交民巷教民房屋数十间。

6月15晚，近8万义和团民在载漪亲自指挥下围攻西什库教堂。是时，西什库教堂仅有卫队45人，另有由年轻传教士及教徒组成的数十人的民兵队伍。义和团民众大红粗布包头，里面放置着所谓的关帝神马，大红粗布肚兜罩在汗衫之外，黄色裹腿，红布腿带，在清军的掩护下，向教堂发起冲锋。

义和团队伍前面，是一名作法的僧人，这僧人手执高香一柱，在教堂外点燃向北下跪，后面的义和团民众也跟着下跪。如是者三。尔后，上万人一声不吭，均左手执香，右手执刀，慢慢向教堂大门走去。

义和团民众坚信，他们现在都是替天行道的义民，在他们身上流淌着关公、二郎神、黄天霸等英雄的血液，那些传说中的英雄和神仙将护佑他们，他们全都刀枪不入。

然而，一阵点射之后，西什库教堂门前留下了一地尸体。在现代化的热兵器面前，义和团民众由天上的神祗还原成血肉之躯。

安德鲁斯小姐也从不安全的美以美会传教团大院转移到了使馆。她的日记给我们详细讲述了使馆区内紧张、艰难，却还算有序的生活：

“今天从早饭到晚饭，只是吃晚饭时停了几分钟，我一直不停地缝制用于防御工事的沙袋。白天有几次激动人心的时刻。整个早上的射击既猛烈又连续，子弹落在我们附近，因此走出小教堂是不安全的。”

“今天下午小睡了一会儿。整天都在猛烈射击，我们得知肃王府的一名女孩被炮弹片击中，膝盖伤得很重。就在此时，我们的公使康格少校将挂在他书房中的独立宣言副本拿给我们看。他今天取下来读时才发现一颗子弹从中穿过并留在后面的壁炉台上了。”

围攻使馆和教堂的，不仅仅是义和团，还包括董福祥所率领的正规部队甘军。慈禧曾问董福祥几时可以攻克使馆，董福祥答曰：“五日必歼之。”但事实上在长达两月的围攻之后，使馆和教堂虽然弹痕累累，却依然如同汪洋中挺立的两座孤岛。

为了能拿下洋人的这两座据点，进攻方想尽了一切办法。眼看强行进攻无效，便企图用火攻的方式将洋人尽数烧死于内：当时，英国使馆与翰林院比邻。甘军将许多煤油洒在翰林院内的一棵棵参天大树上，然后将树木点燃，烈焰滚滚，浓烟四起。

翰林院是帝国的文化精华所在，藏有历代留传下来的各种珍贵图书，包括明代由两千多名学者编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永乐大典》和乾隆年间编成的卷数达七万九千卷的《四库全书》均收藏于此。其中，《永乐大典》在明未遭到火灾之后，仅存藏于翰林院的这套副本。

然而，为了攻击洋人，甘军一把火便点燃了这座堪称中国文化宝库的大院。令人嗟叹的是，当大火熊熊燃烧之时，使馆的数百名警卫人员一面阻断大火向使馆蔓延，一面奋力从火堆中抢运藏书――事后，除了被使馆卫队从火中抢出的那一部分外，其余均化为灰烬，这两套集大成的伟大著作，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残篇剩卷。

正规军加义和团，人数达数万之多，居然攻不下弹丸之地的使馆和西什库教堂，这无论如何也让人意外不解。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当时及后来均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慈禧的宠臣荣禄深知一旦真的攻破使馆，尽屠洋人，必将引来西方各国疯狂报复，是故，他在无法抗拒慈禧命令的情况下，对使馆和教堂暗中施以保护。

经历此变且熟悉内情的景善在他日记中说，董福祥向荣禄请借大炮，荣禄不听，“隐几而卧”。董不悦，荣禄哂笑之，“君必用我炮，请向老佛恳求鄙人之头。”又向其部下令，不得给甘军大炮和地雷。

另一些资料则言之凿凿地指出，由于荣禄的暗中下令，不少围攻使馆和教堂的大炮都是在放空炮。

在洪钧老祖的庇护下，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依然攻不下洋人盘踞的两个小据点。但这并不影响民族英雄们借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剪除异已――就在义和团围攻使馆和教堂的隆隆炮声中，几个曾经反对向列国开战的明白人被当作汉奸处死。

五位“汉奸”中，既有光绪曾拉其手的许景澄，也有喜吸洋烟的立山，甚至还有一位年已七十九岁的老臣徐用仪。

第一批被斩首者为许景澄和袁昶。袁昶素来对朝廷重用义和团持反对意见，他曾写信给庆亲王奕劻，请他告诫载漪，勿为祸首。不幸的是这封信被载漪所获，于是给他罗织了离间的罪名送上刑场。

许景澄则是当年支持光绪变法的所谓帝党。徐用仪从事洋务多年，与洋人多有交道，这时便是降了外国做了汉奸的铁证。联元则在御前会议上，公开反对向多国宣战。

比较离奇的是立山，此人素为慈禧倚重，除了喜吸洋烟，似乎也并没有对外国有什么特殊的好感或交道。他的死于非命，纯属得罪了庚子年最炙手可热的载漪一党。

史料载，立山久掌内务府，家里很有钱，庄亲王载勋曾找他借一笔巨款，未果。再加上两人都喜欢一个妓女，而立山先下了手，这都使得载勋对其恨之入骨。

当甘军和义和团几万人也攻不下西什库胡同时，载勋忽然间获得了灵感――他向慈禧透露，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立山家里有通往洋人教堂的地道，立山“潜为接应，故教堂久不下。”

尽管此后在立山家里并没找到什么地道，但立山仍然下狱，旋即处死。宣布将立山下狱的圣旨，荒诞鄙俚，史家认为，这并非出自朝廷的圣旨，而是载勋勾结义和团的矫诏。

这道圣旨承认在立山家没发现洋人踪迹，但“当将该尚书（指立山，引者注）拿至坛中，焚香拜表，神即下坛，斥以勾通洋人，行踪诡秘。该尚书神色仓皇。”

――义和团的所谓神，不过是由大师兄们扮演的，要指斥谁是谁非，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但就是以这种奇怪的罪名，一向受宠的立山竟被处死。

负责监斩的官员为刑部侍郎徐承煜。有人提议，应当用处死大臣的方式行刑，让他们死得体面些。就好比如今判了死刑的贪官，一旦到了一定级别，便可选择注射死亡，而非一枪爆头。

但徐用煜怒斥说：“这都是汉奸，杀了都是便宜他们，哪值得给他们体面？”

临刑前，袁昶长叹：死亦好，省得看见洋人打进京城，国破家亡。

徐承煜喝斥道：你还想着洋人打进京城吗？

袁大怒，骂道：你们父子俩把中国害苦了，狗一样东西，你还敢骂我。

徐恼羞成怒：快些拉出去宰了他。

袁答道：哼，我死得很痛快，只是你们将来死得连一只老鼠都不如。

当义和团奉旨造反之时，偌大的北京城里不仅洋人和教徒人人自危，即便是普通百姓甚至朝廷命官，也感到从未有过的惊恐。官员们纷纷南逃，以至于许多部门无人办公。更有甚者，连深居禁宫，身为国家元首的光绪，竟然也差点被义和团抓走。

据景善在他的日记里讲，端王载漪、庄王载勋等王公，带着六十几名义和团，以寻找二毛子为名闯入宫中。至宁寿宫时，慈禧还没起床，载漪一行大呼大叫，要皇帝出来，并宣称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意思就是说，皇帝就是二毛子，理应抓起来。

慈禧起床吃早茶时，听到外面大喊杀洋鬼子徒弟，急忙走出来站在台阶上，怒斥阶下的载漪：“你自己觉得是皇帝吗？敢于这样胡闹？你要知道，只有我一人有废立的权柄。现在虽立汝子为大阿哥，顷刻就可以废之。你以为当国事纷乱的时候，可以随便胡闹，就错打主意了。赶快带人出去，没有奉旨召见，不许随便进来，并须叩头谢罪。”

庚子之乱后，慈禧曾经有过一番反思，这种反思虽然旨在为自己开脱，但也透露出了局势的混乱：开初不过想利用义和团这种所谓的民意来给洋人一点教训，但当民意发展到一定的地步，即便是帝国最有权威的慈禧，也无法把控局势的发展。

大言炎炎的董福祥和义和团，攻不下区区几百人守卫的使馆及教堂，这不仅让曾经对义和团心存侥幸，以为可倚之为对抗洋人利器的慈禧疑虑丛生，更让她对义和团心生不满。而载漪带义和团擅自闯进宫中，要把光绪当二毛子抓起来，虽然慈禧对光绪并无好感，时刻打算废之，但载漪的这种霸王硬上弓的举动，更令慈禧异常恼火。

她开始考虑这场闹剧到底如何收场，于是乎一度下达了停止围攻使馆，并给使馆赠送西瓜等食物以示和好――西方人当然搞不懂太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收下了西瓜，却无人食用，他们担心这会是中国人的计谋，西瓜里或许藏有毒药。

当天津失守的消息传来，慈禧已打定主意与西方列国议和，她下诏保护教堂教士，并准备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但就在诏书还没下达之际，李秉衡进京了。事情又一次峰回路转。

李秉衡此前主张与洋人媾和，并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联名上奏。李刚到京，朱祖谋等人便在路上拦住他，向他讲述义和团进京后的危亡乱象，希望他见到慈禧后，向慈禧说明义和团不可恃，当今之计，惟有息兵议和。李秉衡深以为然。

但是，当李秉衡入朝时，一向主战的大学士徐桐即向他大呼：“鉴翁（李字鉴堂），万世瞻仰，在此一举。”意谓要李主战。

在见到另一个主战派刚毅时，“知太后旨所在”，也就是了解到慈禧想要议和，不过迫于形势，内心其实是希望与洋人决战。“意遂变”。

于是，在慈禧召见时，李秉衡从主和派变成了主战派，他极言当务之急是和洋人决战，即便要议和，也应先把洋人打败，以后议和才有底气。即所谓“必能战而后能和”。他力言义民可用，而他本人愿意亲自督师出征。

慈禧的议和本非真心，乃是情势所迫，一听李秉衡之言，如同打了强心针。不过，她仍然责问李秉衡，“你既然主战，为什么之前和李鸿章等人联奏主和”？

李秉衡撒谎说，“这都是张之洞擅自将我的名字列上去的，我根本不知道此事”。李秉衡向来被史家和舆论认作忠贞之臣，其实只不过是一邀宠固位的投机分子，在他的观念里，并无明确的媚洋和仇洋，或者说媚洋仇洋皆无所定，惟太后马首是瞻，因为太后是这个国家里最能影响他的前途乃至身家性命的人；太后的是就是他的是，太后的非也就是他的非。不仅李秉衡，也不仅庚子年，煌煌数千载中国史，李秉衡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

几天后，李秉衡率部出征，除清政府正规部队外，还有义和团三千人跟随。义和团曾经把李秉衡和洪钧老祖、梨山圣母供奉在一起，现在他们的追随，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出师之日，义和团诸位大师兄二师兄，各持称为八宝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等物什，拥秉衡以行――这不像一支奔赴前线抵御外敌的军队，更像北方民间的神汉或戏台上的表演。

不论洪钧老祖还是梨山圣母，义和团渴望的那些保护神，除了在上阵前给他们壮壮胆子外，在现代化的热兵器面前，义和团民众只能一败涂地。同时一败涂地的，还有清政府的正规军。

至于李秉衡本人，也在兵败后绝望自杀――他的自杀也符合一个高级官员的身份：他没有仰药，也没有自刎，而是吞下了一大砣亮闪闪的金子。就在李秉衡自杀前数日，另一位高级官员也选择了自杀，那就是直隶总督裕禄。

曾夸口五日内拿下教堂和使馆的董福祥，既然连数百人的卫队也搞不定，更无法阻挡数以万计的联军。1900年8月13日夜间，联军中的俄军率先发动了对北京城的总攻。

次日，美军首破东便门；接着，乘虚而入的英军在广渠门击败董福祥部，沿着城墙下面的御河水闸进入内城――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那幅老照片记录下的真实一幕：当洋人攻进自家京城时，一大群事不关已的民众掂起脚尖，拉长脖子，兴致勃勃地观看这出精彩的闹剧。

在这些围观者心里，洋人正在攻打的这个政权，这个国家，与自己并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原本是爱新觉罗一家一姓的天下，或者至多是爱新觉罗与其它大大小小的官员和既得利益者的天下，洋人要推翻它，至多不过换个人坐庄而已，老百姓依旧是老百姓，除了命是你的，这个国家还与你有什么关系？

听到越来越近的枪炮声，帝国掌舵者们再也坐不住了。15日黎明，慈禧换上民间老妇的蓝布长衫，坐上一辆马车，仓皇逃出皇城。在颐和园略事休息后，经居庸关往太原方向西遁。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庚子西狩――狩就是打猎，在替尊者讳的中国，凡是皇帝逃出京师，都称作狩。就连宋朝的徽宗和钦宗二帝，被金人俘虏北去，也称作北狩――皇帝到北方打猎去了。现在，轮到慈禧太后去西边打猎了。

跟随慈禧一道去西边打猎的，包括光绪皇帝，端王载漪及其子溥俊，庆亲王奕劻，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以及军机大臣刚毅，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等王公大臣。

临行前，光绪曾请求留下来和洋人交涉，但慈禧深知，一旦把光绪留在北京，他就会脱离自己的掌握，并被洋人认定为帝国的真正主宰。她不会做这种傻事，坚持让光绪随行。光绪宠爱的珍妃也跪请慈禧同意光绪留在北京，她的举动惹来了杀身大祸――尽管有光绪的一再哀求，这位可怜的女子仍然被慈禧喝令太监推入井内溺死。

一旁的光绪站粟不已，慈禧高声叫道：“上你的车子，把帘子放下，免得有人认识。”

两宫抛下京城，仓皇西逃，这个伟大帝国的首都，第二次落入洋人之手。

毫无疑问，肇自民间、进而被政府利用的义和团，它给中国带来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浩劫。可以说，它既加速了大清王朝覆灭的进程，也让遭逢此劫的芸芸众生苦痛悲怆。

首先是运动初起之时，大批沾上了洋字的中国民众被英雄们认定是罪无可赫的汉奸而身首异处；其次是联军攻入北京后，既有大量义和团民众被报复杀死，更有无数无辜民众作了替罪羊。

《庚子国变记》中指称：“宫人自裁者无数，或走出安定门，道遇溃兵，被劫多散……满州妇惧夷兵见辱，自裁者相藉也。京师盛时，居民殆三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所过一空，无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要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把一座当时亚洲最繁华的大都市，变成狐狸昼行的废墟，其间的折腾当是如何巨大而可怕，我们只有用想象力去还原了。

慈禧最初打算西狩的目的地是山西省会太原，但她很快就明白，太原并非久留之地。想当初，山东巡抚毓贤对义和团庇护有加，因遭洋人坚决反对，被慈禧调任山西巡抚，而山西境内的义和团运动，虽然不如京津两地那样声势浩大，但对洋人及教徒的迫害，却更加令人发指。其幕后的指使者，便是山西的最高长官毓贤。

现在，洋人占据了北京，对山西的迫害暴行，必然不会放过，因而出兵山西是迟早的事。慈禧只得又踏上了西狩的路途，这一回的目的地是的西安。

天津陷落后，毓贤为了表示忠心，曾主动请求勤王，但当朝廷真的要求他带兵进卫北京时，他却“实不欲行”，鼓动山西民众出面挽留他。由于朝廷严旨再催，他只得勉强上路，但还没等他出山西，联军已攻陷北京。

毓贤在山西的最大政绩，是对洋人及教徒的残酷迫害。当他离开太原时，曾对义和团首领说：“教民罪大，焚杀任汝为之，勿任地方官阻止也。”

山西是西方传教士较早深入的传教区之一，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有教士活动。传教士们通过修建孤儿院、学校和医院等慈善方式，获得了山西民众的好评。当山东、河北等地义和团风起云涌时，山西处于相对平静之中。

但是，当朝廷不顾洋人的强烈反对，任命毓贤为山西巡抚后，这个极端的排外主义者将义和团的种子从山东带到了山西――随侍他左右的几十名卫队成员，几乎全都是义和团成员。更重要的是，作为这个省的最高长官，他不管朝廷对洋人是战是和，始终如一地执行血腥的灭洋政策。因而，山西境内的杀人事业，也得以迅速发展，其血腥与残暴，甚至超越京津。

1900年6月26日，义和团大批进入太原，在巡抚衙门前设坛练拳。27日，毓贤接见义和团首领，鼓励这些所谓可用的义民，以消灭洋人和教徒为神圣职责。此后，毓贤将法国天主堂的二百余名修女押送到桑棉局，强迫修女们背教。

修女们不从，毓贤下令斩杀为首的两名修女，并将其鲜血盛于盆内，宣称如果其余修女把它喝下去，就放了她们。于是，十六名修女勇敢地站出来，争相喝完了盆内的血。但这种举动却激起了毓贤更大的愤怒，他下令吊死这十六位修女，再次威胁幸存的修女背教。修女们仍然不从，统统为毓贤所杀。

毓贤还将一大批传教士集中于巡抚衙门前训话，训话中，毓贤以那些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诸如洋人挖中国儿童眼睛以制枪炮――为证据，指斥洋人在中国胡作非为。他的训话遭到主教艾士杰的反驳，毓贤辩论不过，恼羞成怒，亲手将艾士杰杀死。

当天，在巡抚衙门前被杀死的上百人中，既有天主教主教，也有妇女和儿童。这些殉教者的尸体被拖到野外，听任野狗撕食。

据统计，山西一省被杀死的传教士共计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则多达一万余人，被焚毁的教堂和医院225所，民房两万余间。其中，有两个细节令人心酸：

省城某教堂被焚时，一个英国传教士从火海中逃出来，他在众人面前号哭说：“这些年我在山西花了五六万两银子，救活了数千人，难道这还不够换我的性命吗？”

另一位英国妇女带着她的婴儿逃出来，跪在地上求饶说：“我在这里行医治病有好几年时间了，被我救活的有数百人，今天就请饶了我们母子吧。”然而，在这些披着爱国外衣的嗜血者看来，洋人的求饶，不但不可能得到宽恕，反而激起了他们无边的斗志――传教士被杀死，英国妇女及其幼子被推入火中。

有时候我们似乎很难想象，这些原本善良纯朴的中国农民，为什么突然之间变得如此暴戾可怕。当他们是一个个单个的个体时，他们的确是受人欺压的，甚至逆来顺受的弱者，当他们被某种虚妄的精神捆绑成团，他们就会以为自己是无限强大的、没有对手的，人性中的恶便被释放出笼。

而集体的无意识驱动和迹近表演的狂欢中，他们会以一种疯狂的嗜血把罪恶施加到比他们更弱势的群体之上。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庚子年的这场运动，被屠杀者绝大多数都是义民们的同胞。

两宫西狩，联军占据北京并进一步进军山西和河北，事情已到了必须想法收场的地步，不仅清廷如是想，列强也在寻求善后之道。

其实，早在联军攻陷北京之前，慈禧就下达了一道旨意，要求两广总督李鸿章北上，与洋人议和。在后来人眼里，李鸿章总是以汉奸的面目出现，也许就在于与洋人的多次议和，都由这位熟稔洋务的大员出面。

庚子事变的奇特之处，除了一国悍然挑战十一国外，还在于当中央向列国宣战时，地方却与列国媾和，这便是有名的东南互保。这一点，仍然和李鸿章密切相关。

朝廷对列国宣战后，随即向国内各省督抚下旨，要示他们“保守疆土，接济京师，联合一气，共挽危局”。当庚子年初，风起于青苹之末时，李鸿章即以其过人的敏锐，觉察到了朝廷倚仗义和团与西方决裂可能带来的无妄之灾，因而他巧妙地以外任两广总督的机会，逃离了火药桶般的京城。

现在，朝廷同时向西方十一国宣战，并要求各地勤王，无异于把整个中国都投掷到火堆之中。作为彼时最深明局势的资深政治家，在盛宣怀的策动下，李鸿章决定拒不受命。不仅拒不受命，他还联合中国南方的几位封疆大吏，与列强取得谅解，保持中立。

因此，当中央政府和西方十一国处于战争状态时，南方的十三个省却和这十一国相安无事。自古至今，无论朝廷的决断多么混帐，圣上的旨意多么荒唐，做臣子的，惟有遵命奉行一途，然而庚子年的东南互保却称得空前绝后。

身为儒家道统的承继者，李鸿章也知道，即便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保境安民，不让南方也像北方那样陷入动荡与兵火，但不服从朝廷旨意，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事。因此，在拒绝受命之先，他宣称从北京送来的圣旨是伪诏。既然是奸人伪造的圣旨，那他当然理直气壮地不听令。

为此，他很有底气地宣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在庚子年的民族英雄和以后那些以爱国自诩的人看来，李鸿章此举无疑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径。然而，如果不是这个敢冒天下之大不匙的汉奸，富庶的南方必将也如同不幸的北方一样，卷入一场从天而降的浩劫之中。

正是有了这个由东南各省督抚和西方列强达成的东南互保协定，当北中国兵荒马乱，人人自弱之际，南中国依然保持着繁荣和稳定。

对以李鸿章为首的南方各位方面大员的拒不奉诏，事后，慈禧为代表的朝廷并没有秋后算帐。

一者，这个国家需要李鸿章这种在西方人眼里开明务实的官员为庚子年的闹剧善后；

二者，从骨子里说，慈禧也知道李鸿章的举动纯属为了爱新觉罗的江山；

三者，庚子年的折腾给了慈禧一个至为深刻的教训，从那以后，她收拾起对洋人的仇视，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她的底线是：只要洋人不追究她在庚子拳乱中的责任，不逼她把帝国大权交给傀儡光绪，她就愿意把洋人奉为太上皇。

慈禧曾经非常牛气地扬言：谁让我一时不开心，我就让他一世不开心。洋人让她在庚子年非常不开心，但她没法让洋人一世不开心。原来，独裁者彰示他们的权力时，只能是面向国内的臣民，当他们转身面向国外的洋人时，一定得换上另一副嘴脸。

很有可能，倡导了东南互保的李鸿章，没想到朝廷会如此急急忙忙地连发电报，要他北上收拾残局――更准确地说，是给慈禧、载漪之辈惹下的乱子擦屁股。

朝廷的第一封电报发来时，联军还没攻入北京――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尽管慈禧等人认为民心可用，但也意识到虚假的民心不过纸老虎。在利用义和团发泄一番之后，还是得和谈――也就意味着巨额赔款和丧失更多主权。

在京师失守前一个月的1900年7月14日，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离开广州，取道上海赴京。这一任命，也就是恢复了他在甲午战争之前的职务。履新之际，李鸿章和南海知县裴景福有一番对话。

裴景福向李鸿章请教时局安危，李鸿章回答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动摇，幸有袁世凯主政山东，张之洞、刘坤一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上海，决不致使中国从此一蹶不振。

――李的回答让人意识到，李鸿章敢于抗旨不遵，与洋人搞东南互保，就是为了给帝国留下半壁还算安稳的江山，以图东山再起。

此时，正值京师义和团如火如荼，王公大臣趋之若骛之际，但当裴景福问李鸿章京师局势将如何发展时，这位远在南海一隅的政治家已经预见了最终的结局：京师必然失陷。

他说：论各国兵力，京师的真正危机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士成已阵亡，马玉昆、宋庆诸军零落，中国在军事方面对列国的牵制必不得力。而日本距离中国太近，调兵最快，再加上有英国支持，恐怕京师沦陷必不可免。

说到此处，这位须发皆白的疆臣不由得涕泪交织，不停地用手里的拐杖敲击地面。

良久，裴景福又问，万一京城不守，您入京后怎么办？李鸿章止住眼泪，胸有成竹地回答：必有三大问题，即剿拳匪以示威，纠首祸以泄愤，先以此要我而后索兵费赔款，势所必至。

――后来事情的发展，和李的预言完全一致。李鸿章身为晚清重臣，他的悲剧不在于代表这个腐朽的国家与洋人签订了几多不平等条约，而在于他有识见有迫力，但每当帝国有重大决策时，他却被排斥在外，而一旦当局者把事情搞砸，却又总是要他出面，忍气吞声收拾残局。

――想当年，中日甲午战后，他顶着汉奸的帽子赴日本议和，不仅在言辞间被强势的伊藤博文所羞辱，甚至还遭到日本愤青的枪击，差点命丧异邦。把这样一个忧时伤遇企图力挽狂澜的老人简单地脸谱化为汉奸，不仅是后人的无知，也是后人的残忍。

裴景福又问：兵费赔款大约数目会有多少？

李鸿章回答说：我不能预料具体的数目，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罢，他不由得再次泪流满面，一旁的裴景福也跟着哽咽起来。

李鸿章抵达上海后，虽然朝廷一再催他尽快进京，但他仍然在上海逗留了些时日。一则，年迈的他不堪长途旅行，到沪后即沉疴不起。一则，也是更重要的原因，他知道若非洋人攻陷京师，慈禧的所谓与洋人议和便是一纸空言。

因此，他必须坐等洋人拿下自己的首都，到那时，意识到大势已去的慈禧才会真心实意地回到谈判桌。对一个毕生以家国为已任的儒者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煎熬更痛苦的事吗？

就在痛苦的煎熬中，李鸿章终于等来了联军攻陷京师，两宫仓皇西狩的噩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噩耗的传来，也使李鸿章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现在，该他登场了。

被联军占领后的京师，面临着疯狂报复的危险――鉴于德国驻华公使克德林无端被杀，德皇主张用武力摧毁北京，他宣布：“让中国这样认识德国――中国人再也不敢对德国人侧目相视。”

骄傲的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秉承德皇旨意，多次提议要把这座古老的城市化为白地，幸而由于美国人的坚决反对，瓦德西的意见才未能执行。进京的诸国联军中，美军和日军军纪最好，基本秋毫无犯，其他国家的军队则军纪较差，抢劫是时有的事。

不过，据亲历此事的齐如山回忆，“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总有十分之七。”最初只抢商家，商家抢完，接着就抢住户。在这种一夕数惊的大背景下，京师士庶无不翘首期待李鸿章的到来。

不过，这些盼望李鸿章的人的心态，亦颇为古怪――之前，李鸿章是众口一词的汉奸，现在，却必须指望这个汉奸和外国人交涉，以便换来和平。同样是齐如山，他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在外国兵进京之后，不久即听外国人说，李鸿章快来了。彼时中国的衙门机关完全消灭，一切消息，都靠外国人的电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很高兴。先君即告余说，吾国人自光绪甲午后，无不痛恨翁常熟，李合肥，彼时有一副对联曰：娥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彼时正是翁相国以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故该联云然。此联虽二人并重，但不满意翁者，只是政界学界中人，而全国国民，则皆都不满意于李。尤其是旗人更恨之入骨，故北京又有一联云：杨三已死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从前虽骂他，但现在已知道非他不可，所以大家都盼他来，因来的慢，大家又怨恨他。其实是大家不知道，他虽然可以来，但他充全权议和大臣，他也得有政府的凭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时是关门了，但至少也得有一道授以全权的上谕，方能凭以交涉不是？……

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尤其旗人，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也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所以几个月来，都跟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他来了一定有办法。彼时所有正式饭馆都没有开门，各街上都是搭的席棚小饭铺，尤其东四牌楼一带，旗人吃饭的很多，正喝着酒，忽提李鸿章来了，便高兴地说，再来一壶。盼他来的程度，就如是之高。

我问他们，你们向来很讨厌李鸿章，为什么现在这样欢迎呢？他们的回答是：说人家是汉奸，没人家又不成，就是里勾外联的这么个人。我听罢大乐，彼时许多人对李鸿章都是这样的批评。‘里勾外联’四个字，不但在史书上没有，就是说此话的人，也没什么确定的解释。”

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抵北京，下塌此前曾住过五年的贤良寺。谈判是艰难而曲折的，其间的过程不表也罢。总之，在经过将近一年的讨价还价后，清政府和西方诸国达成了《辛丑条约》。1901年9月17日，条约由李鸿章、庆亲王与十一国代表正式签署。同日，联军撤出北京。

条约签署后，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里，这位办了大半辈子洋务的老人异常痛心地总结说：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李鸿章的比喻十分到位：这个苟延残喘的帝国，的确是一个病入膏肓的重症患者，如果好生将息，尚可拖延时日，奈何主其事者一再以此残弱之躯，去和健康人争强斗狠？经庚子一变，慈禧也确实吸取了教训，对洋人，只要不干涉清朝内政――亦即保证她的权力――她就以一种近乎讨好的姿态来营造开明友善的形象。不过，对国内民众，这个政府却永远不会改变争强斗狠的本质。

如前所述，当李鸿章临危受命，前往北京收拾残局时，京师民众如同盼星星盼月亮，即便是他的政敌，也真真假假地称道他“黄花晚节，重见芬香”；然而等到和约一签订，警报一解除，意识到安全已有保障的爱国者们便又开始众口一词地指斥李鸿章是汉奸，是如同秦桧一样的卖国者和误国者。

在中国，自我占据道德制高点，对别人进行居高临行的道德扫射，永远是一件自感大义凛然而又没有风险的爽事快事。

风烛残年的李鸿章已经没有精力去应对种种厚诬与叫嚣。他已经到了油枯灯灭之际：签完和约两个月后，李鸿章即病逝于京师贤良寺，时为1901年11月7日。弥留之际，家人问他有对家事有何吩咐，李无言；又问对国事有何交待，李登时老泪纵横。

临终之前，他曾吟诗一首，是为绝笔：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死后，被清政府通缉的乱党梁启超即为他作传。可以说，真正理解李鸿章的，并不是他忠于的那个摇摇欲坠的政府，不是高高在上的慈禧，不是满朝文武同僚，而是作为帝国的敌人的梁启超。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为19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劳，不畏谤言，是其长也。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盖棺之论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远在大洋彼岸，曾两任美国总统的克利夫兰，对李鸿章有着更高的评价：“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性质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官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然而，李鸿章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却有另一番非常悲哀的解读，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意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的沉痛，在于他比梁启超和克利夫兰都更清楚他效忠的这个国家这个政府的底细，他知道他的所有努力都只不过是为了敷衍一时，体制决字了他虽然位极人臣，却仍只是无足轻重的裱糊匠，他只能为帝国做这么多。

至于必欲爽手扯破者为谁？显然就是庚子年的民族英雄们――从幕后的慈禧到台前的载漪、载勋，再到曹福田、张德成诸位大师兄二师兄，以及他们身后面目模糊，却汹涌而来，上演了一场集体狂欢的万千民众。

李鸿章死后，安葬于其家乡合肥郊外。作为臭名昭著的汉奸、卖国贼，他死后亦未能得享安宁：他的坟墓在1958年被挖开，其时，身着黄马褂的李鸿章遗体尚保存完好，随即被狂热的群众用绳子拴着，系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粉身碎骨。那是又一个狂热的群众运动到来的前夜，中国，似乎永远都不缺催生义和团的丰厚土壤。

西狩一年多之后，《辛丑条约》的签订，确认了慈禧不会受到列强追究，她仍然是这个垂而不死的老大帝国的最高领袖。现在，她可以怡然自得地起驾回京了。出京之时，慈禧身着布衫，了无长物，回京时，装载箱笼的车辆竟多至三千余辆，这就是太后西行打猎的收获。

她经行的从西安到京师的两千多里路途上，地方官员们忙于为她修筑御道，缮治行宫，“一驿之费，几五万金。”

慈禧以拳乱祸首的身份得到列国谅解，一在于李鸿章以及赫德极力说服各国，二在于同意了列国协商后提出的条约。条约中，有两条重要内容，其一是惩办罪犯。列强最初开列的罪犯名单上，慈禧赫然排在首位。经过斡旋，慈禧的名字去掉了，但必须得有其它一些官员遭到最严厉的处罚，才能平息列强的愤怒。

联军原本要求处死12人，包括端亲王、庄亲王、刚毅、毓贤、李秉衡、徐桐、董福祥、英年、赵舒翘、徐承煜、启秀和载澜。最后的处理情况，与原初略有不同：

端亲王载漪因其子为大阿哥，他得以捡回一条性命，与载澜一同被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其子溥俊虽是大阿哥，但顽劣无状，“其父戌边，亦无戚容。”返京途中，慈禧将其废黜。

董福祥是职业军人而非政治家，对他的处分最轻：革职。至于刚毅、徐桐和李秉衡，已于此前身死，对他们的处分是夺回原官，撤销朝廷给予的谥评。

此三人中，刚毅系在随两宫赴西安途中病死，他的死，可谓及时地逃避了紧逼而至的审判，保证了最后的尊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于李秉衡，其兵败自杀，也算是相对体面。

徐桐的死，却比较乌龙。

徐桐，汉军正蓝旗人，官拜体仁阁大学士，是晚清帝国这艘风雨飘摇的破船的掌舵者之一。这是一个道貌岸然的高级官员，他以理学自命，日诵《太上感应篇》，“恶新学如仇”，他家住在东交民巷，与洋人的使馆相接，因厌恶见到洋楼，每当他出城时，宁肯绕上一大圈，也不从洋楼前经过。

眼镜是洋人的发明，虽然连雍正晚年都戴眼镜，但徐桐却极其看不惯这泊来之物，他的同事中有人戴眼镜，徐桐见之即不悦。

当此庚子年时，徐已年逾八旬，即便是慈禧召见他，也因他是年劭德勋的老臣，“恒改容礼之”。为此，徐晚年尤其骄横。

这样一颗恶新学恨洋人的花岗岩脑袋，听说世间还有一种叫义和团并以扶清灭洋为已任的义民时，不由大喜过望，“谓中国自此强矣”。尽管义和团大师兄们都是些目不识丁的文盲，这位理学大仍亲赠对联一副：

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

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扬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联军入京后，徐桐的儿子、侍郎徐承煜告诉他：您庇护拳匪，夷人来了，肯定不会放过您，您就有失大臣之体，还是赶紧自杀吧，我也随后追随您于地下。徐桐虽过八旬，却一点不想死。在儿子的一再劝告下，只得把颈项放进了儿子为他准备的罗索中。

喜剧的是，父亲自杀后，徐承煜却不准备追侍父亲于地下。他离家潜伏，后来被日军抓获。及至议和事成，徐承煜是为必须处死的罪犯之一。当时，他和启秀关在日军监狱。正法之旨下达时，徐脸色大变，极呼冤枉――不知他是否想起了一年多年许景澄临刑前的那番话？

毓贤此前已发配新疆，赴疆途中，处死他的圣旨下达。刑前，他尚为自己作了一副挽联：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对联里流露出的意气，不像是一个有罪而被国家正法的罪人，反倒像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劝勉同仁的烈士。也就是说，虽然付出了包括自己的性命在内的惨痛代价，毓贤的思想依然停留在仇洋灭洋的泥沼中未能自拔。

英年与赵舒尧原定为斩监候。此后，下令两人自尽，算是给他们保留了一点大臣的体面。英年自尽无甚可说，赵舒翘却自尽得艰难而屈辱。

赐赵舒翘自尽时，他被关在西安狱中，由在庚子事变中迎驾有功而大获慈禧赏识的陕西巡抚岑春煊监督执行。赵舒翘不相信慈禧真的会赐其自尽，以为随后一定会有另外的旨意到达，他老婆比他明白：你不要再心存幻想了。我们夫妇今天同死吧。

老婆给他递上用于自尽的金子，他勉强吞了少许，过了三个时辰也没死亡的征兆，还在喋喋不休地处分家事，并不断咒骂刚毅，认为是刚毅害了他。岑春煊急于复命，等得很不耐烦，又给了他一些烟土。但吞食烟土两个时辰后，还是不死。接着又上砒霜，这一回终于偃卧呻吟，但到了半夜依然气息不绝。

岑春煊无奈，也顾不得为赵舒翘保留大臣的体面了，他令手下用厚纸蘸上热酒，盖住赵舒翘七窍，这样，命大的赵舒翘终于在恋恋不舍中告别了人世。赵舒翘和徐承煜之流的达官贵人，视人命为蝼蚁，却把他们自己的性命，看得比任何东西都更重。

《辛丑条约》中至关重要的另一条，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国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偿清（也就是到1940年为止），年息4%，合计9.8亿两。这笔赔款以海关税、厘金、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再加上各省教案赔款，总数在白银10亿两以上。

中国的所有重要收入，除了田赋外，其余全部用于偿还赔款。这是一笔像山一样庞大的债务－－当时中国全年的总收入尚不到白银1亿两。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继续苟延残喘的清政府，沦落成为列强征收赋税的管家。

行文至此，有关庚子年的民族英雄们的壮举与结局，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但还想多说几句的是由庚子赔款引出的另一件可能令当事人完全没想到的事情：

这笔庞大的赔款中，俄国占的份额最多，达29%，德国次之，20%，再次是法国和英国，分别为15.75%和11.25%，日本和美国差不多，一个7.7%，一个7.3%。

1904年，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此人乃发韧于容闳的第四批留美幼童――在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协商赔款到底用黄金还是白银支付时，海约翰无意中表示：庚子赔款实属过多。

作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家，梁诚立即中止和海约翰争论支付方式，而是进一步探讨赔款过多的问题，以便“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在梁诚的努力下，美国方面终于决定向中国返还部分赔款，并与中国方面约定：退还的庚款，用于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并在国内建立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后者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的前身。

十多年间，通过清华派往美国的留学生多达1000余人，其中妇孺皆知的便有梅贻琦、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

美国的此种举动，自然有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就像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说的那样：“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但客观上讲，美国的确希望用这笔溢余的赔款，通过培养一代代认同普世价值的人，进而让他们的对手从蒙昧、排外变得开明、务实。美国的这种意愿，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无疑是巨大推动。

在美国的示范之下，后来另一些国家也纷纷数量不一地向中国退还赔款。如果说庚子拳乱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这些原本来自中国的银子，终于用到了刀刃上，它让为数众多的青年有了亲近现代文明，接受现代教育，确立普世价值的机会。

1956年，台湾重组清华，是为新竹清华大学。直至今天，新竹清华大学每年都还能收到来自美国的庚款支票。

在以美国为首的各国纷纷退还庚款时，惟有一个国家不为所动，一分未予退还，而是用这笔横财发展国内经济，振军经武，并于庚子拳乱三十余年后，对中国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发动了旨在一举吞并的侵略战争。这个国家就是东邻日本。

庚子年之初，当各种谎话连篇的揭贴翻飞如鸽群时，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可以将洋人一举杀尽时，北京和天津这两座重镇，顷刻之间便成为义和团的大本营。

那时候，哪怕是一个最逆来顺手的草根小民，只要一旦加入了义和团，也敢于向官人和洋人自豪地宣称：俺是洪钧老祖派来的天兵兵将，俺是来拯救这个国家的。

然而，几个月后，当联军进驻，大地就像陶轮一样翻转过来：天津民众纷纷在门首插上了表示归顺投降的白旗，行人上街，也手举白旗，上面写着某某国顺民，某某国良民，至于这某某国，可以写日本，可以写美国，可以写俄国，独独不能写中国或大清。

至于被联军分区驻防的北京，居民们纷纷向洋兵赠送以前只送给父母官的万民伞；而略通外语之人，则一时间身价百倍，一下子从二毛子成为抢手货。其情其景，史家所谓：“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媚敌，载道口碑。”

不仅人民如此，最高统治者亦如是。经历庚子之变后，在慈禧的默许和鼓励之下，原本被她废除的戊戌新政，重又颁行全国――这位铁腕人物此举，一者当然是想通过她一知半解的新政，来挽救大清江山；另一方面，更是想用施行新政的方式向洋人表明，我并非一个蒙昧的不开化之人，恰恰相反，我是改革开放的总策划与总后台，因此，你们没有必要推翻我。

西狩期间，慈禧对光绪态度稍有好转，有时甚至在决定重大事件时还问一问他的意见。等到重返紫禁城，“乃渐恶如前”。临朝听政，光绪如同庚子事变前一样，一言不发，形同木偶。

他打算以这种庸暗的方式示弱，以便救全自保。他还年轻，他明白，只要不被推下皇位，江山迟早得由慈禧手里交还给他，到那时，他便可以像他艳羡不已的明治天皇那样，实施一场旨在中兴与崛起的改革。

然而，事与愿违，他却莫名其妙地早于慈禧一天死去。

其实，即使光绪不死，即使他能顺利地接过慈禧的权杖，他要让这个满目疮痍的帝国重获生机，也将是一件没有多少胜算的小概率事件。

对这个国祚延续已近三百年的老大帝国来说，只有死亡，才能给它的子民带来重获自由与富强的机会。